□江作苏 　　编者按 有着168年历史的《世界新闻报》因窃听丑闻而倒闭，令社会公众一片哗然，在新闻界也引起强烈反响。对我国新闻从业者而言，通过此事，既可以真正认识、了解西方传媒业，也可以促使我们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进一步提高媒介素养，规范采访行为，确 　　保我国传媒业健康发展。本报将密切关注事态进展，并开设《新闻述评》专栏邀请各方人士就此展开研讨，以期为业界提供一些启示。 　

　　□江作苏

　　编者按 有着168年历史的《世界新闻报》因窃听丑闻而倒闭，令社会公众一片哗然，在新闻界也引起强烈反响。对我国新闻从业者而言，通过此事，既可以真正认识、了解西方传媒业，也可以促使我们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进一步提高媒介素养，规范采访行为，确

　　保我国传媒业健康发展。本报将密切关注事态进展，并开设《新闻述评》专栏邀请各方人士就此展开研讨，以期为业界提供一些启示。

　　由于涉嫌窃听丑闻，英国百年老报《世界新闻报》在谴责声中停刊。对一份报纸来讲，这就是“极刑”。

　　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世界新闻报》事件正在发酵为一次国家事件，英国首相、前首相以及议会都对此表示谴责。英国公众更是由此对英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和传播价值观产生重大怀疑。英国媒体的责任感和公信力面临一次系统性损毁。

　　震荡为什么会如此之大？初步解读的结果可以断定，这是因为《世界新闻报》的行为，严重触犯了人们普遍认同的法理、学理和伦理底线。

　　窃听触犯法理底线

　　依法办事是一切国度媒体的准则，特别是刑法，这条高压线谁碰谁会遇到严重后果。在利益驱使下，《世界新闻报》胆大妄为，不仅窃听，甚至删改原始信息，这就直接严重触犯了法理和法律。

　　默多克除了发表致歉信外，还亲自前往受害人米莉·道勒的家中道歉。然而，致歉是不够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此前爆出《世界新闻报》记者2002年窃听并删除米莉·道勒手机语音留言的行为，直接触犯了法律。

　　从法理上看，在刑事责任问题上，英国素以严格著称。英国规定10岁以上就可承担刑事责任，英国人认为“恶意可以补足年龄”。英国刑法追究严格责任，即对某些犯罪行为的一个或多个行为要件不要求故意，即便轻率甚至疏忽，也要负刑事责任。很显然，在米莉·道勒事件上，《世界新闻报》的行为不是什么轻率和疏忽，而是 全球生活新门 直接和故意。

　　干扰警方办案是严重的刑事犯罪，难道这一点《世界新闻报》不懂么？在一个标榜深厚法治历史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里，长期和预谋性的窃听行为，不会只是个人行为，而是《世界新闻报》的组织性行为。人们甚至有理由怀疑，由《世界新闻报》的行为而延伸，其他媒体或者其他处于上层建筑的官方和半官方以及私人机构，为了小团队的利益对待法律是否存在普遍冒犯，甚至是粗暴触犯现象？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世界新闻报》停刊还算是一种退而自保的行为，而且对整个英国和西方法律制度来讲，算是一个丢卒保帅式的断臂选择。

　　行为违背学理逻辑

　　英国是新闻学和新闻事业发达的国度，报纸集中的舰队街曾经长期影响世界。

　　自由传播是英国标榜的传播价值观，但是随着恶意和恶俗传播及传播手段的大量泛滥，危害到世界各国社会秩序，使得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传播学对其学理也不得不作出修正，注意到媒体必须履行社会责任。

　　传播是以获取新闻信息为前提的。如何在依法和履行社会责任的前提下获取新闻？《世界新闻报》在道歉声明中说：“简单地说，我们迷失了方向。”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老实话。伦敦警察局披露，遭《世界新闻报》窃听的受害人可能多达4000人。不仅《世界新闻报》，默多克旗下《星期日泰晤士报》也被指涉嫌窃听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的语音信箱和非法获取他的医疗、财务和财产信息。

　　可以说，这是典型的新闻自由的滥用，它不能不引起社会焦虑，这种焦虑也必然波及大众传播媒介自身。早在1947年，著名的哈钦斯委员会发布了《自由与负责的媒介》报告，承认了新闻自由所面临的危险，并分析得出这一危险的来源是社会责任的缺失。

　　社会责任论有三个重要观点：第一，新闻自由权利不是绝对的权利，道德与法律是行使新闻自由权利的制衡器。以往自由主义新闻理论认为“自由权利是无代价的、无条件的，是造物主在人一出生就赐予的”，这种理论如果说在反专制封建时代还有点意义的话，则在现代社会早已过时。媒体的权利，是以必须承担社会责任为前提，如果不自觉履行，政府和公众都可进行干预。第二，资本不能主宰人本。资本的逐利性使得媒体成为满足私利和追逐欲望的工具，对此必须加以限制。话语权的赋予不能以资本的意志为驱使，而必须以公信力为皈依。第三，新闻自由权利是由新闻媒体、公众和政府共享的权利，强调新闻自由不能仅仅强调新闻媒介及其从业人员的权利，还要强调公众和政府的权利。如果媒介不能自行负责，政府和公众也可进行干预，这也反映了以人为本的原则和要求。

　　尽管西方的新闻社会责任论并不完备，无法根本改变私有制下媒体的系统性缺陷，但毕竟它还是设置了一些底线。非常可惜的是，《世界新闻报》无视这些底线，为所欲为。英国资深媒体人、《泰晤士报》专栏作家戴维·艾伦诺维奇指出，《世界新闻报》丑闻及后续反应，实际上是对新闻机构的一次审查。现在报纸上常常会出现一些可读性强、采写完美的新闻报道，却没人在意其采访手段和内容来源是否合法。专家们指出，这起丑闻反映了英国报纸当前面临的问题。在当今网络媒体、电视媒体和纸质媒体激烈竞争的情况下，所有主流媒体特别是报纸的发行量都在下滑，日子很不好过，因此不择手段的现象不断出现。

　　可以说，《世界新闻报》的停刊，是西方新闻学学理面临深刻危机的一次爆发。一个报纸的停刊，可能会警示某些媒体滥用行为的收敛，但从根本和长远来看，危机还必然持续下去。

　　低俗行径违背伦理

　　《世界新闻报》有168年历史，是英国最畅销的周报之一，每期销量260万份。这家媒体以名人新闻、丑闻、八卦消息等报道为卖点，揭秘报道也是这家“小报”畅销的原因之一。

　　事情往往过犹不及，靠低俗打市场，但低俗过了底线，直至走向恶俗，不惜以违背伦理的行为去获取和传播秘闻或丑闻，这就伤害到了社会人心中最柔弱的一块领地，引来人人喊打。

　　按一些英国媒体的说法，《世界新闻报》窃听的对象已经从名人政要扩展至失踪儿童、恐怖袭击受害者以及在驻阿富汗英军阵亡士兵的家属。

　　就是首相的患病儿子也不放过。英国前首相布朗的儿子不幸罹患一种少见的疾病，这本来是一种伤心的隐私，但《世界新闻报》居然通过窃听而无情传播。

　　甚至英国王室也在被窃听之列。2007年哈里王子曾膝盖受伤，这本来令人同情，却被窃听后作为谈资揭于报端。调查的结果，导致两名为这家报社工作的人员2007年入狱。但这并没有引起《世界新闻报》的重视，以及从根本上停止这类行为。

　　弱者、幼者和死者，这三者在当今世界任何国家、任何制度下都是受到同情和帮助的对象，关爱他们是伦理的常识，而保护他们是伦理的底线。但是，《世界新闻报》却无情地践踏这条伦理底线，把自己放到了人民公敌的位置上，这真是利令智昏，咎由自取。

　　媒体工作者的行为，不像一般的商业行为，只要遵守契约就可以了，媒体工作者除了守法外，还必须自觉遵守一些不成文的契约。例如，遵守社会伦理和公序良俗就是一种非契约的责任，如果谁肆意违背，那就会轻则受到唾弃，重则会被追究，直至被逐出新闻的伊甸园。

　　法理、学理、伦理全都违背，其程度严重到影响英国社会的安定，《世界新闻报》的行径就进而上升到了全面侵犯社会公理的程度。公理不存，何以立身？可以说，《世界新闻报》是自己把自己引向了绝路。

　　《世界新闻报》停刊事件，在很大程度上给世界以警示。在信息爆炸的当今传播格局下，人们呼唤守法、守理、守德的有序传播。在有序传播的格局中，记者的话语权永远不会消失，相反，随着社会对信息需求的增加，这种话语权会显得更为重要。当然，千万要记得话语权是人民授予的，是一种公共权利的让渡。因此，对于人民群众，新闻界要牢记话语权行使的着力点，那就是：公信力、责任感和遵守法纪、维护伦理。

　　(作者系湖北省记协主席、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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